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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任正非:5G炒作过热,中国领跑AI说法不对

发布时间:2018-04-08 13:36:03 来源:互联网 责任编辑:Andy 阅读量:
打破级别让普通员工也可拿百万年终奖,带头自罚一百万,卸任华为副董事长……过去一年多里,来自华为内部的诸多信息都让外界感觉到,作为华为的灵魂人物,任正非和华为一起正在加速锐意的自我改革。

 打破级别让普通员工也可拿百万年终奖,带头自罚一百万,卸任华为副董事长……过去一年多里,来自华为内部的诸多信息都让外界感觉到,作为华为的灵魂人物,任正非和华为一起正在加速锐意的自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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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4日,任正非在深圳华为总部坂田基地与记者交流

4 月4日下午,在完成与深圳市政府的一项签约仪式后,任正非与在现场的南都及数家媒体进行了交流,谈华为与深圳,直言“华为从来没有外迁,都是谣言。”;对于外界近期热议的华为董事会人事调整,他特别阐述设置轮值董事长的制度考量,并直言“华为从来不是任正非一个人说了算”;更具“任氏”特点的是,他对华为发展到当下存在的大企业病,毫不掩饰自己对其在当下严重程度的直面……对于已经成长为巨人的“华为”来说,任正非的危机意识并不陌生,早在2000年他的 一篇“华为的冬天”,已经让人看到了华为的内省与时时的自我鞭策与提醒。

不过,面对当下各种热火朝天的“独角兽”,新经济,他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华为不会搞多元化,会始终坚守自己的主航道。

董事会设轮值董事长 是为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记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一届董事会。

任正非:三 位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处理日常工作拥有最高权力,但受常务董事会的集体辅佐与制约,并且所有文件需要经过董事会全委会表决通过;董事长 是管规则的,主持持股员工代表会对治理相关规则及重大问题表决的权力,最高领袖群的权力受规则的约束;并受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监督最高领袖。最高 权力是放在集体领导、规则遵循、行为约束的笼子里,以此形成循环。

三位轮值董事长循环轮值,主要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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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新一届董事会领导成员合影

记者:董事会新成员出来后,外界说华为实际领导者还是您?

任正非:这十几年来,华为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所有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发言权,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所以,我就多讲几次,过几年可能他们就听了呢?

记者:您的公众形象一直非常低调,是媒体最难采访的。

任正非:我不低调,其实我每天都在内部讲话,讲话几乎天天发总裁办邮件。公众形象由公众人物去应对,以后董事长应常见你们。

记者:新董事会对华为未来的布局和发展,会带来什么变化?

任正非:新董事会只是迭代更替,引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大多都是继续被选进来了。

第 一代奋斗群体本着开放进取的哲学,历经三十年,与十八万员工共同努力,把一盘“散沙”转变成了团粒结构的“黑土地”,把“航母”划到了起跑线;第二代领导 集体要与全体员工一道,继续刨松“土地”,努力增加土地肥力,坚决为战略崛起而奋斗,再用二、三十年时间,建立起统一意志、清晰方向、有序组织、顽强奋斗 的群体,与西方优秀公司一同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稳定服务。

华为未来不做多元化业务 会始终坚守主航道

记者:从去年开始,华为给外界的感觉是在做一些新锐的改革,但是在市场上,可以看到滴滴、美团……包括其他三到五年内就成为“独角兽”的公司,新经济特别活 跃,想象空间特别大。而华为的主营业务还是在运营商,但感觉运营商的增量已经是边际效应在递减。所以很想听听您对华为未来会不会跨界,会不会在新经济领域 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任正非:我们讲的是管道,只管流量的流动。终端也是管 道,它相当于“水龙头”,企业业务也是管道。我们的技术理论架构模式,将推行“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尔定律”,做网络的不断简化。网络不断简化的结果,我们 的销售收入将会不断减少,但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华为公司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光网络按每比特计算成本,这些年其实降价了近万倍,这成 就了互联网。我们不断递减,需要在基础科学上做出更大研究。但是我们不会做多元化业务,会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未来二、三十年,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 但相信后来的领导人仍会坚持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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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华为的很多竞争对手,比如爱立信、高通等等,他们都在抢占5G的制高点,华为在5G上面有怎样的布局?

任正非:5G, 若果我们做出成熟的技术产品,但是社会是否已经有真正有需求了?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我们投入进去意义就没有那么大,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因此,5G可能被媒体炒作过热,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现在能 有几台车在无人驾驶?其实轮船、飞机……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如果飞行员不上飞机,乘客敢上飞机吗?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理想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需求是否产生?如果社会需要更高的带宽,4G就能做到,日本和韩国不就做得很好吗?现在的设备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来,如果期望用技术来代替,不现实,系统 工程不是有一个喇叭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意见。业务部门倒是希望5G更快商用,这样他们可以多卖一些产品。

记者:最近这些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投入都特别高,占到销售收入的15%左右,未来华为的研发还会投向哪些创新领域?

任正非: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数据,这些都是很难突破的,我们跟随世界的投入前进,同步世界的发展。“区块链”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术,是极难的。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我们主要做基础研究,用于改进内部管理,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对于前沿科学,研发实行先“开一枪”,“让子弹飞一会”;看到线索再“打一炮”,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如果攻“城墙口”需要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由高层集体决策。

华为的大企业病很严重 现在董事会成员带头警醒

记者:华为2017年的业绩非常好。

任正非:其实我们做得不好。去年我们公司有一个活动叫“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当时处理了大量高级干部,很多人都是降两级。我也是被处分对象之一,轮值CEO都被处分了。为什么?就是要以此来警戒我们公司管理要走向更加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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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过去提到华为,都会说华为是“狼文化”,这几年提得少了?

任正非:我们永远都是狼文化。可能媒体把“狼”歪曲理解了,并不是我们的拟人化的原意。第一,狼嗅觉很灵敏,闻到机会拼命往前冲;第二,狼从来是一群狼群去奋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第三,可能吃到肉有困难,但狼是不屈不挠的。这三点对奋斗都是正面的。

记者:您会不会担心,华为到了今天的体量,在管理上会存在大企业病?

任正非:我 认为我们现在大企业病应该是很严重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的目的,其实就是批判我们自己,如何能精简组织,提高效率。高研班在研讨时,都是公司高层领 导作为引导员。有高层领导批判我们自己,说曾经对人的管理都是科学管理,现在怎么变成数学管理?这就是僵化教条了,机构太庞大、太沉重了……。这样董事会 成员带头炮轰华为,促进全公司警醒。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先炮轰,然后一点点小改革。我们只要看到了方向,就能慢慢改革,提高效率。

华为从未想过要外迁 深圳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大家对于华为“外迁”一直都很关注,请问您是怎么看的,包括今天签约之后,华为下一步在深圳的发展怎么规划?

任正非: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对于华为全球布局,深圳所占的位置?

任正非: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怎么看待深圳改革开放历程?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深圳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任正非:邓小平曾讲过,我们未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习主席讲了伟大目标的实现措施,就是“法治化、市场化”,讲得非常好。我们去认真去落实这六个字,发展前景就会很好。

记者: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比如,以前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帝国主义制约我们发展的工具,但今天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才是最重要、最需要的。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真正一点点地落实好,就会原创越来越多,创新就有可能。

记者:之前您也提到过改革和创新的关系,科技企业应该怎么推进改革?

任正非:我相信国家会更加开放。第一,中国的科技企业总体是落后于美国的,通过开放,让更多的人进来,他们的投资就会对环境有先进的影响,不就带动我们从落后变先进 了吗?因此,不能通过市场保护来限制外国公司的投资。第二,外国公司总体是负责任的。我们公司对世界也是很负责的,如果我们出去总是想搞名堂,我们能在 170多个国家生存下来吗?外国公司也是一样,它也是有约束的,而且内部管制比我们还严格。

我们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让中国孩子能就业,能学习深造。在外企工作,二、三十年就能成为专家。我和台积电张忠谋讲过,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条件,像他一样创业,成为世界领袖,我们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的,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没有资本就大家凑,逐步走过来的。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 更加开放呢?

记者:深圳推行营商环境20条,努力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您怎么看?像华为这样的产业巨头,需要怎么样更好的营商环境?

任正非: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

记者:这就是华为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吧?

任正非:过去我们创业的时候很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去大排档吃碗炒米粉,老百姓早上四五点又起床给我们做早餐,他们说你们北佬挣大钱,我们小不拉嘟的扒一点,广东人宽容,这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法治化进步很大,我们很满意。

记者:您对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在投资基础教育上是积极的,开办这么多大学,每年增加投资几十所中小学,迟早基础研究会起来的。小学生多了,中学生就多;中学生多了,大学生自然多;大学生多了,博士自然就多……。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人类社会五千年了,我们几十年都不能等吗?

记者:有声音说,“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并肩领跑”?

任正非:人工智能不能建造在沙滩上,这个“房子”迟早是会坍塌的。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算力、数据,前两项我们国家还是弱的,光有数据强还不行。这方面你们去问问李飞飞、李开复,他们比较明白,我是外行。欧、美、日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比如我们做机器人,关键零件都是买日本的,即使我们研发出来了,赚钱最多的还是日 本。因此,“中、美两国在领跑”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合适。

记者:所以最急需要补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任正非:现在社会思想泡沫化,大家都想去炒炒股、炒炒房,但是数学不是能“炒”出来的,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比如,5G有两个关键技术:长码和短码。长码是 1964年美国教授写的一个编码方式,短码是2008年土耳其一个教授写的编码方式。围绕这两个方程,数十年来几十个公司可是有上万人在追随研究,变成了 一标准,做过就知道有多么的难啊。文学作品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人,比如科学家拉着小提琴,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科学家就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某方面可 能还比较憨。

记者:现在美国对于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华为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影响是必然存在的,我们作为企业慢慢去克服。最主要是几十年来我们遵守内外合规。我们不仅遵守各国法律、联合国决议,也尊重美国的域外管辖权。市场 不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客户的选择,很正常。如果说我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理由是什么?事实是什么?证据是什么?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处理问题也最终会讲事 实和证据的。我们没有错误,如果只是谣传或误解,不那么客观,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我们国家建立的大环境很好,坚持法治化、市场化的道路。政府不仅欢迎华为发展,应该欢迎世界所有公司都来发展,这样就能托起国家的理想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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