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中国式产能过剩源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没有理顺

  本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第83届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暨2017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上的演讲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去产能问题是这几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取得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产能过剩和一般发达国家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在哪里？从数据来看，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对过剩产能如何界定，到底产能利用率多高，算产能过剩了，在学术上还有不同的争论。借鉴美国的定义，大致上85%左右。

  国际上发达国家经历的产能过剩一般分为三类，我们现在也在经历。一是投资消费失衡型产能过剩，我们国家投资和消费，这个比例曾经长期的失衡。十八大以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发生很大变化，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投资消费失衡的情况没有改变。

  第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能过剩。这十几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高速公路、铁路，高楼大厦，包括海口大家看看这一带的水泥钢铁要用多少，发展很快。但是随着这一阶段的结束，就出现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和一般的经济波动的产能过剩性质不一样，并不是说经济周期性以后，钢铁、水泥企业还能继续上涨。

  根据日本的经验，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再也上不去了，而且还会下降。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求的是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是新经济形态的发展，是服务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继续发展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这不是周期性的，这是阶段性的，中国也在经历。

  第三，就是资源环境型的产能过剩。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环境不能支持产业发展的时候，就会制约了钢铁、水泥产能的发展，这种情况国外也经历过。

  以上三种类型的产能过剩，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经历过，那么照搬他们的相关政策，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呢？我们去年做了一年的研究课题，证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几个研究报告都提出来，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尤其是地方政府间的GDP竞争，大大加剧了上述三种产能过剩，是去产能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其实2004年，我还在发改委工作的时候，就在抓这个产能过剩问题。

  2004年之后，根据统计，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上百个防止产能过剩的文件，结果产能依然在进一步的过剩。那么我想为什么，我想举自己亲身经历的三个例子，我有时候觉得案例分析能够把事情更根本的原因找出来，比统计分析还管用。

  比如东北沿海五个城市，当年都提出来要发展30万吨的造船厂，要建设成航运中心。我提出，离得这么近会有重复建设的问题，能不能由一个城市搞一个统一规划。但现实很难做到，因为每个城市要考核自己的GDP，到年底要评比，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广东的例子，某个市要上2000万吨的钢铁项目，因为一旦这个钢铁企业营业，可以让市里的GDP翻一番。而且现在已经130多亿搞基础建设，投资方也投了50多亿。第三个为实现东北振兴某地资源枯竭性城市要上汽车项目，要和哈尔滨的汽车制造厂联系，只要在我任期间不过剩就好。

  所以我国的这些特殊问题，是我们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的干部体制，考核体制问题。中国式产能过剩，就是前些地方许多地方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分解指标，末位淘汰，强迫压迫各级机构招商引资。除此之外，他要投资，对于一些僵尸企业尽量保护。现在去产能有一定的基础，钢铁压了1亿多，水泥压了3亿多。

  未来去产能要看到我们深层次经济运行的方式，必须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要摒弃地方政府的GDP竞争，如果我们的去产能研究只停留在财政、金融、环保标准这些方面，不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能过剩可能会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