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体角色错位，亟需强力纠偏

  文丨凤凰网评论部

  时下，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上海市妇联也对此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会严肃处理相关人员。

  然而，事实却是，携程亲子园的这个第三方托管机构，是《现代家庭》杂志社旗下的“为了孩子学苑”早教机构，而《现代家庭》杂志社是上海妇联旗下直属单位，系上海妇联全资。尽管多绕了几个“弯”，但顺藤摸瓜查究开来，上海妇联方面的确脱不了干系。

  其实，从法律上看，这种颇为密切的关系并不妥当。《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所属经济实体，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努力为妇女儿童服务”，似乎赋予了妇联拥有经济实体的权利。1992年，国家财政部等13部门甚至联合下发鼓励妇联兴办第三产业的通知。据此，从全国妇联到各个地方妇联，不少都参股了各种经济实体，包括杂志社、出版公司、家庭服务公司、实业开发公司、旅行社、传媒公司、电机制造厂等众多行业。

  问题是，《章程》的制定，首先依据的是国家法律。也就是说，这种由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制定的内部规范，并不能超越《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赋权范围。审视《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哪个法律条文，赋予妇联这种社会组织以“经商特权”。

  从本质而论，妇联这种社会团体，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授权，妇联行使特定行政职能，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能时，这种非国家机关组织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和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妇联在事实上拥有不无强大的“准权力”。

  从市场经济的规律看，对于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组织，一旦赋予其“经商”权利，就很容易陷入“官商”经济的泥沼。对于妇联而言，当“所属经济实体”偏离了“努力为妇女儿童服务”方向，沦为谋取局部利益的工具，谁又来当监督者呢？

  其实，面对“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应当深刻反思的，不仅是“应当出来走几步”的“上海妇联”，也是更多此类型的社会团体。2012年初，因“郭美美事件”的出现，中国红十字总会“跳进黄河洗不清”，至今备受国人诟病。今年年初，中央第十巡视组向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也指出中国残联一些下属单位依仗机关资源搞副业，服务职能弱化，廉洁风险较大，并移交了一些领导违纪违法的案件线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作为有着“准权力”职能的社会团体，更需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找准自身定位，成为服务民众的“良器”，而不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继续角色错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走向社会福祉的反面。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理应成为一个转型契机，认真检视当前法规制度中的不足，斩断拥有“准权力”的社会团体与“商家”的金钱脐带。如此，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才不会滋生嗜血牟利的“怪胎”，维护和保障特定群体的法定权益，才不会沦为一张“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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