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政府的“宫廷史官”：白宫神话缔造者？

  原标题:肯尼迪政府的“宫廷史官”：白宫神话缔造者？

  国父们没有设想到美国人民会对总统个人崇拜，但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不那么让人喜欢的悖论就是，政治家对选他们上台的公众拥有巨大的权威。这种影响力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明显，如今数千万人每天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浏览新闻，或者一起围观总统先生的戏剧性事件——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被卷进这个旋涡里了。这不是特朗普的错。他可能找到了施加其影响力的新的方式，但他并没有发明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这样一种奇特的亲密关系，并且令其成为美国体制的一个特征（非缺陷）。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44年前在他的《帝王般的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中写道：“总统占据首要地位对于政治秩序不可或缺，如今它已经变成了总统至上（presidential supremacy）。”他发明的这个词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

  施莱辛格能教给我们的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关注。没有哪位写作者如施莱辛格那样地巨大地影响我们对总统的认知——无论其作为一个职位，还是作为一个机构，还是作为民众意识的化身。他的许多书可能已经过时了，但因为他的原因得到普及的一些术语现在仍是我们的常用词汇。其中包括：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和“希望政治”（the politics of hope）。人们通常把最后一个词与奥巴马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这是施莱辛格1963年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的书名，那时，这位曾经的哈佛大学教授已经是肯尼迪政府的“宫廷史官”。

  施莱辛格和肯尼迪政府都假定，肯尼迪将是一个关键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总统，进入安德鲁·杰克逊（施莱辛格1945年的名作便是以杰克逊为主题）和罗斯福（施莱辛格于1957年至196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的英雄）这样的总统之列。事实证明，他的《一千天》（A Thousand Days, 1965）不仅给肯尼迪增添了光彩，而且也彻底改变了施莱辛格的形象。这位最畅销的学者成了真正的名人。理查德·阿尔多斯（Richard Aldous）在他新近出版的传记《小亚瑟·施莱辛格：皇家历史学家》（Schlesinger: The Imperial Historian）里提到，他的蜡笔肖像画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画中的他抿着嘴唇、头发稀疏，戴着角质架眼镜和松软领结，而同一周的《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是英国电影女星朱莉·克里斯蒂。

  如何评价施莱辛格的人生轨迹？在巴德学院教授历史的阿尔多斯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一位伟大而重要的历史学家，一位将学者与公职人员的身份很好地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的典范，还是一个普及者以及一位宫廷历史学家，受制于对其事业发展促进良多的权势集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回答。施莱辛格从一个或者几个“权势集团”所受的恩惠是显而易见的：哈佛大学（他父亲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华盛顿的政治精英群体，曼哈顿的文学圈子都曾给他带来许多助益。他对那些将这些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和信仰的接受也从来不是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施莱辛格的作品是否仍然重要，如果它们仍然重要，为什么一名传记作者必须通过讲述传主的生活来追踪自己的写作对象——考虑到施莱辛格是一位勤奋的自我记录者，可能还不是讲述，而是重新讲述：他先是出版了自传《20世纪的生活：单纯的开端，1917—1950》（A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后来《小亚瑟·施莱辛格日记：1952—2000》（Journals, 1952–2000）于2007年出版，当时他刚去世不久。（评论家对他日记中记载的有关门罗主义和玛丽莲·梦露的内容津津乐道）。六年后，收入大量信件的《小亚瑟·施莱辛格书信集》（ Letters of Arthur Schlesinger, Jr.，2013）出版，施莱辛格在信里称呼起有权有势的人物时则不是太“单纯”了（“亲爱的杰姬”，“亲爱的林登”等）。

  阿尔多斯在写作中运用了上述所有材料，另外还加上了一些新材料，包括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他还采访了施莱辛格的两任妻子玛丽安·坎农和亚历山德拉·埃米特，以及他分别和两任妻子养育的孩子。阿尔多斯在书中以非常清晰的叙述方法将小亚瑟·施莱辛格漫长且丰富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展现给读者。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高潮：施莱辛格在哈佛度过的时光（“年轻的亚瑟”吸收了他父亲的“美国政治周期理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轮流占据支配地位，后来和他父亲成为哈佛的同事）（译者注：这种“美国政治周期理论”认为，每隔25到30年，美国的主流政治经济观念就会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完成一次转换，从而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意识形态周期）；他对肯尼迪兄弟二人的尽忠职守；晚年在曼哈顿作为社交名流和学界巨擘的生活。当然也有低谷期：二战中他在战略情报局度过了一段非常沉闷的时光；伴随着无休止的吵闹的第一段婚姻；有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对于新左派来说就是恶人的同义词。

施莱辛格和杰奎琳·肯尼迪

  但施莱辛格不仅仅只是一个名人而已。他首先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而奇怪的是，这却是阿尔多斯着墨最少的话题。阿尔多斯总结了施莱辛格的作品，也在书中罗列了他的作品在当代所得到的种种评论。但是对于施莱辛格与权力达成的浮士德式交易却只做了非常粗浅的讨论，另外他也对施莱辛格的思想和论点手下留情。从阿尔多斯在书中许多地方的表现来看，他不是为施莱辛格感到多么尴尬，而是像他的传主不能让他感到兴奋。他写道：“本书不对自《杰克逊时代》出版之后几十年里围绕着这部作品的史学辩论进行讨论。”但是，如果在这本明确表示要恢复施莱辛格的声望，或者至少要直面他的遗产的传记里都不能讨论这部早熟的作品（施莱辛格对总统能够产生的影响力和强大作用的阐释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呈现），那又应当在哪里讨论呢？

  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许多职业史学家一样，施莱辛格没能够及时在自己的研究中处理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以及有关美国印第安人被迁移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但就当时而言，他的视野之宽广很罕见，而且他对工人阶级的感情的强调在当时也很少见。从一开始，施莱辛格便在努力处理美国总统制度的内在矛盾。美国总统职位在政治上虽然有明确界限（宪法中做出了规定），但是它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有着无限的影响力。他起初是作为一个学者，后来作为“一线”观察员，有时还作为亲身参与者来探究这种内在矛盾。他在冷战处于高潮时期便在进行这样的探究，当时美国在世界面前既是以一个帝国的形象出现，同时也将自己描绘为民主的灯塔。事实上，正是这两个形象的结合激起了施莱辛格的想象力，即使这样的愿景让他迷失了方向。

  在冷战即将到来的美国社会，人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想法或者说信念：美国是一块受到上帝青睐、注定要走上特殊道路的福地。施莱辛格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美国的未来，就如美国的过去一样，依靠那些跃上历史舞台、带来解放和改变讯号的杰出人物。在1945年，这个论题很大胆。最新的“大人物”名单里不仅包括当时刚过世的罗斯福及其盟友丘吉尔（当时刚被选下台），还包括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当时正忙于吞并中东欧、征服中东欧人民的斯大林。对于当时的世界而言，那种精力充沛、个性十足的领袖是见得太多了。

  但是施莱辛格想要表明的是，美国历史的书写者是一些有德行的伟大人物，正是这些人承诺给美国人民更多的民主并兑现了诺言。这些人物不是渴求权力的凯撒式人物或近乎宗教人物般的有着超凡魅力者，在他笔下，这些人是“普罗米修斯”般的解放者，是释放“新的社会力量，新的能量，新的价值观”、有着“”英勇领导能力”的典范。与近年来针对《杰克逊时代》的批评正相反，施莱辛格描写的杰克逊并不是对他的歌功颂德。施莱辛格在书中更多时候试图再现那个时代关于货币和银行章程的辩论，另外还描述了各类平民的社会地位的上升，杰克逊反倒消失不见了。杰克逊拧开阀门，民主便顺流而下，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和进步。

  要论证这样的观点，施莱辛格必须将19世纪美国民主制度的各个领域整合在一起：城市和国家政治领域；银行业，商业和劳工；出版和新闻业；肉和煤的成本；政论小册子的写作、出版和街头演说文化；普通法的“含糊”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他把这一切都统合到自己的历史叙事之中，杰克逊民主革命时代的情绪被他很好地描绘出来。28岁的施莱辛格便显现出自己作为美国史学天才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继承者的气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到了这点。他的产量巨大，并且没有因为成为名人而减慢自己写作速度：大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且每本书都涵盖非常广博的知识，有着文体家的那种自然的热忱以及19世纪小说家对景致和人物的专注。虽然他喜欢成功，但他并没有被各种奖励（《杰克逊时代》让他拿到了他的第一个普利策奖）和名气所迷惑。他也没有停止对更高的智识水准或者严肃性的追求。施莱辛格的问题在于他的“伟大领袖理论”；另外他的问题也来自于，在美国正成为一个历史性帝国之时，他不甘心只做旁观者，而是急切地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就在他提出有关普罗米修斯式的民主英雄的观点的时候，他也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里——自冷战开始到美国在越南的溃败，他都在寻找这样一些能够掌控“历史循环”、在历史潮流必然右转之前延长自由主义时代的人物。即使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施莱辛格仍然没有停止寻找。施莱辛格出版于1949年的自由主义宣言《关键中心》（The Vital Center）试图把杜鲁门的那些大话解读为蕴含更高的责任伦理，从而将杜鲁门这样的“小角色”提升到的“缩水版伟大人物”的位置。当时的英雄团体是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这些强硬派“实干家”蔑视左翼软蛋：那些个“摇摆不定的进步派……感伤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以及哭哭啼啼的人”。

  杜鲁门之后，阿德莱·史蒂文森被施莱辛格视为可能成为普罗米修斯式人物。阿德莱·史蒂文森于1952年和1956年参加了总统竞选，施莱辛格为他撰写了非常多演讲稿，以至于他的言论变得僵硬。他撰写的演讲稿都发表在了杂志上，但其实它们更适合在会议大厅宣讲：他呼吁一位“肯定人类的自由，反对所谓历史必然性”的美国总统的出现。施莱辛格认为自己最终找到了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他就是约翰·肯尼迪。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彼此。人们通常认为施莱辛格是肯尼迪的跟班，但是实际上这种印象是对两人关系的误会。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当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自己位于乔治城的家中举行了一次晚宴，与约翰·肯尼迪相比，施莱辛格要显得伟岸得多——他的《杰克逊时代》刚出版八个月，已经第八次印刷。当时的约翰·肯尼迪还不是众议院议员，还只是一个小角色、公子哥。施莱辛格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并没有太把他当回事。肯尼迪主动和施莱辛格建立关系，就《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的写作向施莱辛格求教。后来施莱辛格被肯尼迪吸引过去，最终成了肯尼迪的铁杆粉丝。

  1960年的美国大选可以称作是一场新的民主革命。肯尼迪也和杰克逊一样是个外人：他是波士顿的天主教徒，翻越了偏见构成的阻碍。与此同时，他还是个喜爱思想和文字之人，喜欢知识分子，特别是喜欢像他这样的哈佛毕业生。来到华盛顿的这些波士顿人可能会开辟“新边疆”（译者注：New Frontier，肯尼迪在发表获胜演讲时使用的词汇）的先驱者之路。据传，施莱辛格甚至被考虑授予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制定“黎明前的斗争”（肯尼迪语）时期的冷战政策。最后，另一个出身哈佛的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得到了这个职位。施莱辛格没有接受出任某国大使一职，大概是觉得做大使离决策中心太远。等到罗伯特·肯尼迪提出让他在白宫工作的建议后，施莱辛格立刻便接受了。他对哈佛大学校长纳森·普西（Nathan Pusey）说：“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专业历史学家能够有幸站在如此优势地位观察时局。”他似乎没有考虑到自己会失去中立或者遭遇更严重的危险，可能是因为他不仅是肯尼迪的政策的观察者，也是其制定者。这位校长凭着自己政治家般的精明，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交易是如何达成的，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名声“在亚瑟手中是安全的”，阿尔多斯用冷冷的口吻如是描述道。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阿尔多斯对这些掌权的“哈佛帮”未做挑剔。施莱辛格本人也没有批评过他们，但他是优秀的观察者，优秀的作家，人们可以从他的叙述的边边角角读到事情的真实面目。如果你在读《一千天》的同时也读《小亚瑟·施莱辛格日记：1952—2000》，你会感觉到普罗米修斯式人物的光辉变得愈发黯淡。邦迪履职之后不久有次对肯尼迪说：“你知道你被五位前任教授包围了吗？”，人们“哄堂大笑”，施莱辛格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但是，这个欢乐的场景发生在冷战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的猪湾事件之后。施莱辛格擅长的众多领域中就包括拉丁美洲，他知道此次行动是个“糟糕的决定”。但是，他接受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劝告，没有表达自己的疑虑，以免破坏总统的威信。他还同意去说服他曾经的英雄、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史蒂文森要“像一个好战士”那样表现地勇敢些，“尽可能充分地向联合国陈述美国采取行动的理由”。

  在对猪湾事件之后的残局进行收拾的过程中，施莱辛格的做法进一步损害了自己的声誉，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在《一千天》中被他略去不写。针对有人做出的他对肯尼迪政府内部运作情况泄露过多的指责，他引用英国记者和政治理论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话：“当一个历史学家隐瞒可能会对他的读者做出判断产生影响的重要事实时，他便是在欺诈。”可是，施莱辛格在记录自己的行为时做出的选择性剔除正是在隐瞒重要事实。在入侵古巴行动之前，他在一份名为“对总统的保护措施”的备忘录里概述了一个欺骗战略，直到这份备忘录被解密后，人们才知道这件事。“如果必须撒谎，应该由下级官员来说，”施莱辛格如此建议道。他还建议把入侵古巴的失败归咎于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中“自作主张的理想主义者和雇佣兵”。施莱辛格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以及战时新闻处的工作经历让他对宣传和制造虚假消息方面的技术并不陌生。他也知道，中央情报局的确也在肯尼迪领导下实施了一些非常糟糕的鲁莽行动。

  在阿尔多斯的笔下，后来这些事情的披露一度令施莱辛格很难堪。但是这些被掩盖的事实让我们不得不问两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首先，一个严肃的学者是如何进入到他所写的公共历史被自己的秘密写作损害的位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作为“强大总统”神话缔造者的施莱辛格造成了怎样的危害？施莱辛格在其1973年出版的《帝王式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里给出了委婉的回答。这本书实际上是施莱辛格的自赎之作，从它的方法和传递的信息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点：严格的宪政主义；有据可查的案例研究；怀有内疚地承认，一个有着民主精神、对公众有着几乎神秘的权威力量的普罗米修斯式人物会带来威胁：他虽然不是凯撒，但却可能是个牛仔或野人，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做许多重大决定，“在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断上只听自己的主张”。

  施莱辛格在自己挽歌般的作品《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 1978）里描述了权力造成的潜藏的代价，他在书中痛心疾首地承认，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弥合“白人和非白人，富人和穷人，旧的和新的政治，秩序和异见，过去和未来之间”存在的鸿沟，最终导致自己殒命。因此，罗伯特·肯尼迪的宏伟使命便以这种古老的方式告终：一个充满魅力的领袖为自己的理念付出生命代价。施莱辛格的宣言书《美国的分裂：多元文化社会省思》（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1991）读来也同样令人感到振奋，不过当他在书中批评“身份政治”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之间的对立”时，应该也对自己所在的特权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妄想、偏见和假定进行更严格地审视。不过，这本书能够排在他最有先见之明的作品之列。到今天，施莱辛格当年提出的“希望政治”似乎已经全部耗尽。如今，是这个悲观的施莱辛格在向我们诉说着，和亨利·亚当斯一样，他们都是借由自己渊博知识给出对未来严峻预言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