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从北京唱响的“中国梦”引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鸣。五年来，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实践，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一带一路”；从经济转型发展到反腐倡廉……中国的头条新闻总能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的思考与感怀，侨胞们与祖(籍)国、家乡呼吸相通、砥砺奋进。
“这五年·我与中国”征文活动发起后，海内外侨界踊跃来稿，表达心声。一篇篇优秀征文陆续与大家见面，共同讲述“我与中国的这五年”。
——编者按
中国飞得太快了！
黎丽
夜深了，明月临窗，中新网征文的题目驱散了我的睡意。太多的感怀和记忆，像窗外远处的泰晤士河水一样静无声息地涌流着。
记得25年前我独自坐着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和欧洲驰向伦敦，满怀着一种登上幸运列车的热望。至今仍记得走出维多利亚火车站时的印象：迷幻、炫目、华丽，仿佛一下子扑进一个陌生的天堂，心底深处是一种庆幸：如果不是踏上这块土地，怕是有生之年再也无法跻身进这种高水准的人生了，因为我感觉中国在历史上被西方所抛落的距离似乎远得无法弥合。
时光荏苒，弹指间我已是花甲之年，而我对西方和中国最初的印象早已被天翻地覆的改变了。
作者黎丽与新英格兰俱乐部主席著名画家杰森·鲍伊尔在北京参加中国画国际理论研讨会。
此时我不由想起新英格兰俱乐部的主席著名画家杰森·鲍伊尔，几年前正是我带着他们夫妇第一次到访北京，参加一个文化部举办的中国画国际理论研讨会。车出北京机场后的一路上，他不断发出“难以置信！这是中国吗？！”的惊叹，这惊叹或许是由于他对中国的感知在西方媒体的陈词老调中被麻醉得太久了。他们随我看了中国国家画院巨大宽敞的画室，观赏了故宫的千年珍宝藏画，参加了鄂尔多斯蒙古风格的中国画笔会，在哈达、奶茶、烤全羊、轻歌曼舞和笔会活动的环绕之中，他说自己的中国之行是“享受了一次东方的皇家生活”。
在中国画的理论讨论会上，杰森·鲍伊尔谈到“中国绘画的历史是一个古老光荣的大树，英国绘画只是一颗年轻的树苗”的评语，他难得的历史感和眼界赢得了与会中外理论家的热烈掌声。记得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谈起中国画，他拿出一本英国艺术理论界大师的厚书，书中评价中国画是类似印第安绘画一类的“儿童般的”水准和“精神上的无知”。
可是现在的他，却完全成了热爱中国画的另一个人。离开北京时他买了许多中国的毛笔和画具。而不久前当他作为随军画家去阿富汗战地写生回来，我在他的课堂上惊讶发现他在用中国的毛笔和水墨教学生画人体速写。而在我们旅英文化学会举办的另一场文化笔会活动中，他与中国著名画家王式廓之子王其智一起，联袂画了中国长城连接英国海滩的象征中英友谊的图画。每当回想起我刚到伦敦和他初到中国所受到的两种不同的感觉震荡，我都对世事变迁的速度感到赞叹，这正应了他离开北京前的那句感慨：“中国飞得太快了！”
这种中国变化的感觉随处可见，我还记得伦敦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那位波兰艺术家，他每天用粉笔在人行街的地面上画各国的国旗，而吸引天下游客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上投放硬币是他的生计。他画旗帜的顺序第一是代表所在国的英格兰旗，第二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谈到排序的原因，他有些诡秘的一笑，他见到中国人就笑，因为五星红旗使他得到最多的收益。
漫谈之间，我还见到一个穿着粉色布裙白袜的三四岁小女孩，她在一个华裔白发老爷爷的牵扶和指点下，颤颤巍巍地把用小手握着的两枚钱币放在五星红旗上，孩子摆放钱币时手指和袖口粘上红粉笔末的那个瞬间成了我脑海中常常萦绕的画面。当时我上前与老人攀谈，他说自己来自西安，是一所学校的看门人，他30多岁的儿子是进修建筑的访问学者。问到将来的打算，他说对伦敦的印象并没有他来时想象得那么好，现在“一带一路”给西安带来的改变和发展机遇是惊人的，尤其是基础建设的建筑业，此外回国还能带上一个免税的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