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后，连着读了两篇中国新闻社夏春平副总编撰写的他与母亲故事的两篇文章《妈妈带我坐公交》和《妈妈给我缝裤兜扣》。过年，他从繁杂的工作中脱身，从北京飞回武汉老家陪着戴着老花镜的老母亲过年，陪着老母亲一起乘公交车去医院陪伴患病入院的老父亲，八旬老母还为他缝裤兜扣。
读着，忍不住，我的眼眶湿了。
家，于游子遥远及近，细细碎碎的生活琐事，母亲的絮絮叨叨，是孤独天涯人的惦念。夏总一个说话办事嘎巴溜脆的大男人，却用细腻的笔触将这幅家的画面，在过年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直戳泪点。不由得，让我想起初见夏总时的情景，想起一个大家，世界华文媒体人的家。
2007年金秋，应邀参加在四川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一走进成都锦江宾馆大厅，人头攒动，登记报到的嘉宾络绎不绝，一位留着平寸的中年男子穿梭在人群中寒暄打招呼，格外醒目。
“夏春平”，声到，人到，一双大手握了过来，我自报了家门。
“哦，王总，上一届就邀请了你，最后你没来”。
“抱歉，失约了”。
“来了就好，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不要客气”。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事隔两年这么细碎的事还都记着？思忖着这位论坛组委会的秘书长是个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又不失细腻的“大管家”。
在报到登记的柜台前，从一位清秀俊俏的女孩手里接过文件袋，“我叫燕芳，你是燕云，这么巧，我们是姐妹。”清脆的话语，亲情洋溢，像是回到了家，那样的亲切。环视忙碌的接待大厅，热热闹闹的聚满了人气就像一个家，一个凝聚着天涯海角孤独华媒人的家，这是我去国多年第一次在心里有了回家的热流涌动。
对这个家的理解，在接下来的几天会议中有了更多的认知。
参加这届论坛的四百多位媒体同仁，分别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媒体，代表中有白发苍苍的前辈，有年龄相仿的同路人，有数得过来的几位年轻的留学生，还有毕业多年一直没有音讯的大学同窗。上学的时候，读报刊史，知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报刊，但是一下子看到有这么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人聚在了一块儿，还真有点出乎预料，更感觉到论坛组织者们的不容易。
从第一份华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一份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在海外面世以来，随着华人迁徙的脚步，华文报刊如同洒落在世界各地的珍珠，一粒粒地串起华人离乡背井的乡愁，架起连接唐人街与当地主流社会信息交流的桥梁，传承着割舍不断的母语文化。华人在海外是少数族裔，当华人的经济还没发展到足以支撑起华文媒体存在的规模时，华文媒体生存的窘况可想而知。
“你想害谁吗？就鼓动他去办报。”这样的传说，一来到北美就充斥着耳膜，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开餐馆的老华侨辛辛苦苦积攒了几个钱后，耐不住心中所念，卖了餐馆办报馆，做了没多久报纸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跳下金山大桥。一支笔，一把剪子，再加上一把尺，抄抄写写，剪剪贴贴，数着字数、划格子来编排版面，义务编报，还要大伙儿凑钱印刷报纸……这就是在海外办报的初始，这样简陋的工作模式，注定养不起专职的报人，养不起固定的办公地方。近些年来，海外华文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新移民带着资金和新媒体技术，把经营华文媒体作为谋生的“饭碗”，却依然摆脱不了家庭作坊的模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来到加拿大做报纸，我坐在唐人街一间开放式的地下室的电脑前，举头望着从眼前来往的行人移动的脚步，一边编排版面，一边填空式地撰写采访的文章，还要应答电话，接待来访的客人，忙忙碌碌的连顺一遍稿子的时间都没有。这样拳打脚踢地工作节奏，简陋的工作环境，手边连本字典都没有，根本无法与国内的媒体人相比，常常感叹：在海外做华媒真的是不容易，有时竟不好意思开口说自己是华文媒体的从业者。
在这样的心境下走进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演讲者们唠家常般地聊着各自办报的经历，就像是嫁出去的儿女从四面八方回到家，向家人诉说着别离后的生活，酸甜苦辣娓娓道来，他们遭遇的，他们收获的，仿佛就在身边。
作者与熊德龙先生合影
